用祖父给的钥匙打开锁，从蛛网密布、杂草丛生的老宅里抓出8条蛇，赶走成群结队的老鼠，李俊回到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高桥镇唐家村，注册了楚雄第一个民办社会工作机构。

  过去3年里，他把唐家村5号那幢20多年无人居住的老宅变成了热闹的“儿童之家”。更早之前，他在专门从事社会工作服务的机构“云南连心社区服务照顾中心”工作过10年。因为感到“不能再无睹一些凋敝乡村中的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他辞职回到了村里。

  2013年，民政部开始在边远贫穷的地方、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实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支持计划，为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受灾人员开展社会工作服务。2013年以来，云南省民政厅累计选派了520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到30多个县开展服务。

  上个月，一部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出现社工角色”的电影《米花之味》上映时，一群在省会昆明参加社会工作实务能力提升培训班的社工，集体到电影院观看了这部影片。电影放完，这些观众没着急散场，七嘴八舌讨论了起来。他们太熟悉片中那些场景，那就是他们的家、他们的工作。

  和片中的社工一样，这些年轻人大多是回到家乡从事社会工作。其中有不少是大学毕业生，走出大山后又回到大山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申请慈善资金项目等，从事着关爱保护留守儿童、救助帮扶贫困群众的工作，成了中国减贫事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那部电影里的社工是一个编着一头小辫的时髦小青年，村中讨论公共事务或村民遇到困难时刻，都有他出场。

  这位发型很“摇滚”的社工，原型是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源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专职社工李小菲。

  受“连心”选派，大学毕业的李小菲回到了家乡沧源县，进驻距离镇政府12公里、与缅甸接壤的勐董镇刀董村，为这个佤族村寨提供社工服务。

  与李小菲一起的，还有当过两年代课教师的陈江龙。两人都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学的都是汉语言文学专业。

  尽管此前他们都不了解什么是社会工作，但读过大学、见过世面、同为佤族的他们，有了回村工作的天然条件。

  最初的工作并不顺利。虽然是县妇联帮助选的点，但他们进村以后，由于不了解社工是干什么的，村干部并没有把他们当回事，将他们安排在村小的瓦房里居住，窗户没有玻璃，陈江龙只能自己用捡来的木板一点点修理。他们去孩子和老人家里做家访时，村委会总是派一名武装干事跟着。

  从昆明冶金专科学校毕业的赵莲杏，学的是工程测量与监理，因找不到“成就感”，她辞掉了干了一年的测量工作，应聘为“连心”的社工，回到家乡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在大矣勒村开展社工工作。

  村里的老人很喜欢赵莲杏来串门，但他们都以为她是闲得无聊。村民们好多年没见过长期待在村里的年轻人，各种猜疑都出现了，有人以为他们是政府安排来扶贫的，有的以为是随便来看看村民家情况的。有人甚至对社工表现出了相当的排斥。

  而且，当这些年轻人饱含着对家乡的热爱、怀揣着改变家乡的情怀回到家乡时，却发现他们眼前的家乡变得陌生了：

  大多数村民外出打工了，村里弥漫着一种清冷的气氛；一些靠打工攒钱盖的新房空着；七八十岁的老人每天扛着农具下田；村中有老人去世，却找不到几个青壮年来送葬。

  年轻的社工们开始思考许多问题，比如，“乡村是谁的乡村？”“乡村的发展要依靠谁？”“我在乡村发展中能做什么？”“社工与其他农村工作者有什么不同？”

  在刀董村社工站工作时，虽然离自己家不远，但陈江龙和李小菲都坚持住在村里。

  由于村里大部分蔬菜只能从外面购买，每次回家，陈江龙都要买不少蔬菜和肉，把汽车行李箱塞得满满的。“社工的岗位就在村里。”他解释，虽然回到了家乡，但不等于早上进村工作，下午下班后出村回家。一线的社工，就是要驻扎在村里，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才能与服务对象建立联系。

  为了让自己成为“村寨的一分子”，张娥总是参与村里迎生送死、春种秋收等事中。

  2014年7月从昆明学院毕业的张娥正忙着在昆明找工作时，昭通市鲁甸县发生了里氏6.5级地震，地震造成617人死亡、112人失踪。张娥的老家火德红村是重灾区之一。

  家园被毁、亲人离世、余震不断，回到家的张娥在感伤恐惧中当了一名志愿者，给灾民发放物资，帮助救援队统计信息，为救灾部队带路。

  救灾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张娥准备返回昆明找工作，却看到“连心”在火德红村建立社工站，招聘本地大学生。“公益”两个字击中了她这个火德红村的第一位本科生。“公益就是献爱心，别人大老远的都来了，我是本地人怎么好意思走？”

  灾后的土路上车来人往，尘土飞扬。从远处挑来的生活用水要省着用，张娥感觉自己从回到家以来就没干净过，满脸长满了痘痘；隔三岔五停电，冬天来临，高寒山区的气候变得异常寒冷。

  震后的鲁甸来了很多公益组织，他们在救灾点陪同老乡、倾听他们的痛苦、组织孩子学习玩耍。与他们做着同样事情的张娥没找到什么成就感。

  各类组织渐渐撤出后，如何帮助老乡们回到正常状态的生活，成为摆在张娥等社工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天气越来越冷，灾后搬到山上的老人大多感冒了，社工们与爱心人士联系，将募捐来的棉被、毛毯、热水袋、军大衣发到老乡们手中。随后，他们在9个安置点组建了妇女小组，给她们提供材料，让她们为60岁以上的老人钩织毛线多位老人拿到了妇女们钩织的冬鞋。一些大姐还将富余的冬鞋送给亲友和邻居，而不是拿去出售。

  随后，社工们又组织了各类活动，其中一次在小凉山举办的饺子宴，来了近600人，让老乡们在相互温暖中重拾灾后的生活信心。

  3个月以后，靠政府划拨的一块土地和老乡们的义务投工，社工们在小凉山的工作点“协力工作营”建成。在香港李嘉诚基金会鲁甸地震灾害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支持下，“协力工作营”成了孩子们的“小书屋”。

  同时，社工们还不断地参与到村里的农活中。“参与农事，才能明白村民所想。”张娥说，只有做了农活儿，你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为10块钱争吵，因为10块钱=20斤土豆=一个月的食盐。“只有参与了农事，你才不会随意去评判村民，才真正懂得他们与土地的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逐步走出迷茫的张娥明白，公益不是简单的献爱心，社工助人，更要自助。社工能改变社区，但改变的力量来源于自己。

  3年来，每天放学后，都有二三十个孩子到唐家村5号——李俊的老宅学习、玩耍。到了周末，平时在乡镇学校寄宿的高年级孩子回家，也爱到这里来。老宅里人多时会达到近40人，充满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和叽叽喳喳。

  当初，带着新加入的社工，李俊自费将老宅改建为社工服务站和留守儿童之家。他们将墙壁刷白，在上面贴上孩子们的画；在院子里铺上塑胶材质的地板，在教室的瓦檐下挂上气球和彩色的小灯笼；他们购买了课桌、玩具、图书、羽毛球、乒乓球、篮球、沙画、架子鼓、白板……

  在李俊看来，驻村社工除了陪伴关爱留守儿童，还在扶贫和社会救助中起到了兜底的作用。

  由于遭遇天灾人祸、重大变故、父母离婚、患有重病、残疾、一方或双方死亡，或家庭经济困难等，留守儿童中出现了一些困境儿童，他们有的还未“被看见”。

  在他两岁时，父母离婚，他跟妈妈生活了几年，后来妈妈改嫁，将他送回爸爸家，然而那时他爸爸已经到了骨癌晚期。爷爷奶奶在那一年相继去世，第二年爸爸也去世了。从此，毛毛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平时他住校，周末就一个人回到爸爸留下的房子独自生活，偶尔亲戚会来照看一下。

  社工们将毛毛的情况上报给了民政部门，使他纳入了低保，并得到了社会资源的帮助。

  每周，驻校社工还会骑着摩托车到毛毛家，教他做饭、洗衣，辅导功课。不怎么讲话的毛毛渐渐露出了笑容。

  3年来，李俊和小组成员在全县的9个乡镇中，走访了300多个家庭，识别出240多名困境儿童。他们对150多个家庭进行了资助，给困境儿童发放上学交通补贴或紧急援助金，帮助孩子们渡过难关，不让他们因家庭突变而辍学。

  每个周末，社工会把这一些孩子从20公里以外的村寨接到唐家村5号儿童之家，每周8到10人，让他们分享大家庭的温暖。

  “社工驻村，就是要让孩子们需要你的时候，推门进来就能够找到你。”李俊说。

  “每次回来看到服务中心的灯亮着，心里就暖暖的，这是我的家，是我心归属的地方。”李俊说。

  回村住了一段时间以后，赵莲杏等驻村社工发现，村里的留守妇女生活得很不轻松，带孩子、干农活儿、做家务、照顾老人，她们最爱的娱乐是打牌、打麻将，很少有人会主动去提升个人的文化水平。

  但赵莲杏认为，作为村里的青壮年，那些留守女性可以给家庭和村寨带来变化。“留守人群需要的是相互关怀和帮助，我们要协助他们将内部的力量释放开来，解决内部的问题”。

  在社工的动员下，妇女们摒弃了男尊女卑的和害羞怕人的想法，晚饭后到村活动中心跳民族舞，不仅丰富了夜生活，也增强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对村寨更有归属感。

  社工们对留守老人的走访、陪伴，为留守儿童开展音乐、美术、舞蹈、朗诵、国学等兴趣课堂，以及乡村河流保护、田间自然教育，寒假作业辅导等工作，更是深深打动了村里的妇女，她们纷纷加入活动，与孩子们一起学习、写字、识字，不少人还成为村里的妇女骨干。

  有时，赵莲杏走在村里，会有大姐拉着告诉她：“早上起来就听到孩子们的欢笑声、打闹声、读书声，不觉得那是噪音，反觉感到一种安全。”

  两年来，虽然还是有很多村民不知道“社工”是什么，但是社工们在村里开展的活动参加的人慢慢地多，有时甚至一场超过了200人。人们在玩游戏、看电影、跳舞、唱歌的活动中，开心大笑或流下眼泪，“仿佛回到了多年前的时光”。

  “社工的特长是组织孵化培育乡村的骨干，我们工作的本质是要让村民成为村寨发展的主人，拥有自己服务自己的能力。”陈江龙说。

  陈江龙和李小菲在刀董村的服务也是从留守儿童开始的。但是经过几个月的工作，他们发现，“在农村很难像城里那样，只服务一个对象”。“一个儿童牵连着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又牵连到一个社区。”

  然而，他们却没有从生计直接入手。“全村1600多户，仅靠我们两名社工是不可能的”。

  和赵莲杏一样，陈江龙和李小菲也是通过组建民族歌舞文艺队，挖掘展示民族文化，不断发现村中“能人”、妇女骨干，通过社区活动和服务来增强村寨的凝聚力。一年后，当时机成熟时，他们提出的成立养鸡合作社的建议被采纳。

  合作社最初只有7户村民，如今发展到覆盖全村80%的农户，还吸引了5名本村青年返乡创业。靠此一项，户均每年增收近3000元。

  当合作社平稳运行之后，社工退出了推动者的角色，仅受托负责市场开发。合作社通过多次召开社员大会，选举新的理事会，由村民主导运作。最后，合作社不仅发挥了经济功能，还主动承担起村寨里的一些公共事务。

  “我们希望撬动社区的人才资源，把整个村庄的自我服务能力撬动起来，使产业发展下去。”陈江龙说。

  在云南省民政部门以及“连心”等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支持下，李小菲、陈江龙、赵莲杏、张娥等大学生返乡社工，逐渐在当地注册了社工机构，机构的本土化使他们能更好地承接一些社工服务项目服务当地村寨。

  “我们在农村的公益创业，让更多年轻人看到回归农村的另一种可能。”李俊说。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工作研究所所长、“连心”理事长向荣说：“许多人不了解少数民族地区社工的作用，但是这些年轻的社工用多年的工作证实，社工对帮助农村留守儿童、参与脱贫攻坚、保持精准扶贫的可持续性、传承保护民族文化等，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为更好地发挥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在参与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今年1月，云南省出台了《关于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将发展专业社会工作纳入当地党委政府关于脱贫攻坚的总体安排中；要为到贫困地区开展服务的社会工作专业力量解决实际困难、提供必要保障；要充分发挥政府购买服务的作用，以财政资金为牵引，引导整合各类慈善资金、社会资金投入扶贫社会服务。

  从2017年到2020年，由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支持，云南将每年选派100名以上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扎根贫困村开展社会工作服务。

  此外，云南省还将支持和鼓励高校社会工作专业院系与贫困地区合作建立社会工作专业培训、教师实践和学生实习实训基地，帮助贫困地区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将采取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方式，让具有专业知识背景和浓厚家乡情怀的返乡社工，回乡创办农村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参与脱贫攻坚，推动当地农村社会工作发展。

  “社会工作就是通过回应服务对象的需求，来凝聚社区民心，人心凝聚的力量也是GDP。”向荣说。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张文凌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8年05月18日 08 版）

  用祖父给的钥匙打开锁，从蛛网密布、杂草丛生的老宅里抓出8条蛇，赶走成群结队的老鼠，李俊回到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高桥镇唐家村，注册了楚雄第一个民办社会工作机构。

  过去3年里，他把唐家村5号那幢20多年无人居住的老宅变成了热闹的“儿童之家”。更早之前，他在专门从事社会工作服务的机构“云南连心社区服务照顾中心”工作过10年。因为感到“不能再无睹一些凋敝乡村中的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他辞职回到了村里。

  2013年，民政部开始在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实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支持计划，为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受灾人员开展社会工作服务。2013年以来，云南省民政厅累计选派了520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到30多个县开展服务。

  上个月，一部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出现社工角色”的电影《米花之味》上映时，一群在省会昆明参加社会工作实务能力提升培训班的社工，集体到电影院观看了这部影片。电影放完，这些观众没着急散场，七嘴八舌讨论了起来。他们太熟悉片中那些场景，那就是他们的家、他们的工作。

  和片中的社工一样，这些年轻人大多是回到家乡从事社会工作。其中有不少是大学毕业生，走出大山后又回到大山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申请慈善资金项目等，从事着关爱保护留守儿童、救助帮扶贫困群众的工作，成了中国减贫事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那部电影里的社工是一个编着一头小辫的时髦小青年，村中讨论公共事务或村民遇到困难时刻，都有他出场。

  这位发型很“摇滚”的社工，原型是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源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专职社工李小菲。

  受“连心”选派，大学毕业的李小菲回到了家乡沧源县，进驻距离镇政府12公里、与缅甸接壤的勐董镇刀董村，为这个佤族村寨提供社工服务。

  与李小菲一起的，还有当过两年代课教师的陈江龙。两人都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学的都是汉语言文学专业。

  尽管此前他们都不了解什么是社会工作，但读过大学、见过世面、同为佤族的他们，有了回村工作的天然条件。

  最初的工作并不顺利。虽然是县妇联帮助选的点，但他们进村以后，由于不了解社工是干什么的，村干部并没有把他们当回事，将他们安排在村小的瓦房里居住，窗户没有玻璃，陈江龙只能自己用捡来的木板一点点修理。他们去孩子和老人家里做家访时，村委会总是派一名武装干事跟着。

  从昆明冶金专科学校毕业的赵莲杏，学的是工程测量与监理，因找不到“成就感”，她辞掉了干了一年的测量工作，应聘为“连心”的社工，回到家乡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在大矣勒村开展社工工作。

  村里的老人很喜欢赵莲杏来串门，但他们认为她是闲得无聊。村民们好多年没见过长期待在村里的年轻人，各种猜疑都出现了，有人以为他们是政府安排来扶贫的，有的以为是随便来看看村民家情况的。有人甚至对社工表现出了相当的排斥。

  而且，当这些年轻人饱含着对家乡的热爱、怀揣着改变家乡的情怀回到家乡时，却发现他们眼前的家乡变得陌生了：

  大多数村民外出打工了，村里弥漫着一种清冷的气氛；一些靠打工攒钱盖的新房空着；七八十岁的老人每天扛着农具下田；村中有老人去世，却找不到几个青壮年来送葬。

  年轻的社工们开始思考许多问题，比如，“乡村是谁的乡村？”“乡村的发展要依靠谁？”“我在乡村发展中能做什么？”“社工与其他农村工作者有什么不同？”

  在刀董村社工站工作时，虽然离自己家不远，但陈江龙和李小菲都坚持住在村里。

  由于村里大部分蔬菜只能从外面购买，每次回家，陈江龙都要买不少蔬菜和肉，把汽车行李箱塞得满满的。“社工的岗位就在村里。”他解释，虽然回到了家乡，但不等于早上进村工作，下午下班后出村回家。一线的社工，就是要驻扎在村里，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才能与服务对象建立联系。

  为了让自己成为“村寨的一分子”，张娥总是参与村里迎生送死、春种秋收等事中。

  2014年7月从昆明学院毕业的张娥正忙着在昆明找工作时，昭通市鲁甸县发生了里氏6.5级地震，地震造成617人死亡、112人失踪。张娥的老家火德红村是重灾区之一。

  家园被毁、亲人离世、余震不断，回到家的张娥在感伤恐惧中当了一名志愿者，给灾民发放物资，帮助救援队统计信息，为救灾部队带路。

  救灾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张娥准备返回昆明找工作，却看到“连心”在火德红村建立社工站，招聘本地大学生。“公益”两个字击中了她这个火德红村的第一位本科生。“公益就是献爱心，别人大老远的都来了，我是本地人怎么好意思走？”

  灾后的土路上车来人往，尘土飞扬。从远处挑来的生活用水要省着用，张娥觉得自己从回到家以来就没干净过，满脸长满了痘痘；隔三岔五停电，冬天来临，高寒山区的气候变得异常寒冷。

  震后的鲁甸来了很多公益组织，他们在救灾点陪同老乡、倾听他们的痛苦、组织孩子学习玩耍。与他们做着同样事情的张娥没找到什么成就感。

  各类组织渐渐撤出后，如何帮助老乡们恢复正常的生活，成为摆在张娥等社工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天气越来越冷，灾后搬到山上的老人大多感冒了，社工们与爱心人士联系，将募捐来的棉被、毛毯、热水袋、军大衣发到老乡们手中。随后，他们在9个安置点组建了妇女小组，给她们提供材料，让她们为60岁以上的老人钩织毛线多位老人拿到了妇女们钩织的冬鞋。一些大姐还将富余的冬鞋送给亲友和邻居，而不是拿去出售。

  随后，社工们又组织了各类活动，其中一次在小凉山举办的饺子宴，来了近600人，让老乡们在相互温暖中重拾灾后的生活信心。

  3个月以后，靠政府划拨的一块土地和老乡们的义务投工，社工们在小凉山的工作点“协力工作营”建成。在香港李嘉诚基金会鲁甸地震灾害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支持下，“协力工作营”成了孩子们的“小书屋”。

  同时，社工们还不断地参与到村里的农活中。“参与农事，才能明白村民所想。”张娥说，只有做了农活儿，你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为10块钱争吵，因为10块钱=20斤土豆=一个月的食盐。“只有参与了农事，你才不会随意去评判村民，才真正懂得他们与土地的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逐步走出迷茫的张娥明白，公益不是简单的献爱心，社工助人，更要自助。社工可以改变社区，但改变的力量来源于自己。

  3年来，每天放学后，都有二三十个孩子到唐家村5号——李俊的老宅学习、玩耍。到了周末，平时在乡镇学校寄宿的高年级孩子回家，也爱到这里来。老宅里人多时会达到近40人，充满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和叽叽喳喳。

  当初，带着新加入的社工，李俊自费将老宅改建为社工服务站和留守儿童之家。他们将墙壁刷白，在上面贴上孩子们的画；在院子里铺上塑胶地板，在教室的瓦檐下挂上气球和彩色的小灯笼；他们购买了课桌、玩具、图书、羽毛球、乒乓球、篮球、沙画、架子鼓、白板……

  在李俊看来，驻村社工除了陪伴关爱留守儿童，还在扶贫和社会救助中起到了兜底的作用。

  由于遭遇天灾人祸、重大变故、父母离婚、患有重病、残疾、一方或双方死亡，或家庭经济困难等，留守儿童中出现了一些困境儿童，他们有的还未“被看见”。

  在他两岁时，父母离婚，他跟妈妈生活了几年，后来妈妈改嫁，将他送回爸爸家，然而那时他爸爸已经到了骨癌晚期。爷爷奶奶在那一年相继去世，第二年爸爸也去世了。从此，毛毛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平时他住校，周末就一个人回到爸爸留下的房子独自生活，偶尔亲戚会来照看一下。

  社工们将毛毛的情况上报给了民政部门，使他纳入了低保，并得到了社会资源的帮助。

  每周，驻校社工还会骑着摩托车到毛毛家，教他做饭、洗衣，辅导功课。不怎么讲话的毛毛渐渐露出了笑容。

  3年来，李俊和团队成员在全县的9个乡镇中，走访了300多个家庭，识别出240多名困境儿童。他们对150多个家庭进行了资助，给困境儿童发放上学交通补贴或紧急援助金，帮助孩子们渡过难关，不让他们因家庭突变而辍学。

  每个周末，社工会把这些孩子从20公里以外的村寨接到唐家村5号儿童之家，每周8到10人，让他们分享大家庭的温暖。

  “社工驻村，就是要让孩子们需要你的时候，推门进来就可以找到你。”李俊说。

  “每次回来看到服务中心的灯亮着，心里就暖暖的，这是我的家，是我心归属的地方。”李俊说。

  回村住了一段时间之后，赵莲杏等驻村社工发现，村里的留守妇女生活得很不轻松，带孩子、干农活儿、做家务、照顾老人，她们最爱的娱乐是打牌、打麻将，很少有人会主动去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但赵莲杏认为，作为村里的青壮年，那些留守女性可以给家庭和村寨带来变化。“留守人群需要的是相互关怀和帮助，我们要协助他们将内部的力量释放出来，解决内部的问题”。

  在社工的动员下，妇女们摒弃了男尊女卑的和害羞怕人的想法，晚饭后到村活动中心跳民族舞，不仅丰富了夜生活，也增强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对村寨更有归属感。

  社工们对留守老人的走访、陪伴，为留守儿童开展音乐、美术、舞蹈、朗诵、国学等兴趣课堂，以及乡村河流保护、田间自然教育，寒假作业辅导等工作，更是深深打动了村里的妇女，她们纷纷加入活动，与孩子们一起学习、写字、识字，不少人还成为村里的妇女骨干。

  有时，赵莲杏走在村里，会有大姐拉着告诉她：“早上起来就听到孩子们的欢笑声、打闹声、读书声，不觉得那是噪音，反觉感到一种安全。”

  两年来，虽然还是有很多村民不知道“社工”是什么，但是社工们在村里开展的活动参加的人慢慢的变多，有时甚至一场超过了200人。人们在玩游戏、看电影、跳舞、唱歌的活动中，开心大笑或流下眼泪，“仿佛回到了多年前的时光”。

  “社工的特长是组织孵化培育乡村的骨干，我们工作的本质是要让村民成为村寨发展的主人，有自己服务自己的能力。”陈江龙说。

  陈江龙和李小菲在刀董村的服务也是从留守儿童开始的。但是经过几个月的工作，他们发现，“在农村很难像城里那样，只服务一个对象”。“一个儿童牵连着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又牵连到一个社区。”

  然而，他们却没有从生计直接入手。“全村1600多户，仅靠我们两名社工是不可能的”。

  和赵莲杏一样，陈江龙和李小菲也是通过组建民族歌舞文艺队，挖掘展示民族文化，不断发现村中“能人”、妇女骨干，通过社区活动和服务来增强村寨的凝聚力。一年后，当时机成熟时，他们提出的成立养鸡合作社的建议被采纳。

  合作社最初只有7户村民，如今发展到覆盖全村80%的农户，还吸引了5名本村青年返乡创业。靠此一项，户均每年增收近3000元。

  当合作社平稳运行之后，社工退出了推动者的角色，仅受托负责市场开发。合作社通过多次召开社员大会，选举新的理事会，由村民主导运作。最后，合作社不仅发挥了经济功能，还主动承担起村寨里的一些公共事务。

  “我们希望撬动社区的人才资源，把整个村庄的自我服务能力撬动起来，使产业发展下去。”陈江龙说。

  在云南省民政部门以及“连心”等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支持下，李小菲、陈江龙、赵莲杏、张娥等大学生返乡社工，逐渐在当地注册了社工机构，机构的本土化使他们能更好地承接一些社工服务项目服务当地村寨。

  “我们在农村的公益创业，让更多年轻人看到回归农村的另一种可能。”李俊说。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工作研究所所长、“连心”理事长向荣说：“许多人不了解少数民族地区社工的作用，但是这些年轻的社工用多年的工作证实，社工对帮助农村留守儿童、参与脱贫攻坚、保持精准扶贫的可持续性、传承保护民族文化等，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为更好地发挥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在参与脱贫攻坚中的及其重要的作用，今年1月，云南省出台了《关于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实施建议》，提出要将发展专业社会工作纳入当地党委政府关于脱贫攻坚的总体安排中；要为到贫穷的地方开展服务的社会工作专业力量解决实际困难、提供必要保障；要充分的发挥政府购买服务的作用，以财政资金为牵引，引导整合各类慈善资金、社会资金投入扶贫社会服务。

  从2017年到2020年，由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支持，云南将每年选派100名以上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扎根贫困村开展社会工作服务。

  此外，云南省还将支持和鼓励高校社会工作专业院系与贫穷的地方合作建立社会工作专业培训、教师实践和学生实习实训基地，帮助贫穷的地方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将采取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方式，让具有专业相关知识背景和浓厚家乡情怀的返乡社工，回乡创办农村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参与脱贫攻坚，推动当地农村社会工作发展。

  “社会工作是通过回应服务对象的需求，来凝聚社区民心，人心凝聚的力量也是GDP。”向荣说。